紅酸枝最早進入中國是在明朝。永樂、宣和年間，為安定海外，宣揚國威，鄭和曾七次出使西洋。下西洋乘坐的寶船十分龐大，攜帶著各種奇珍異寶，到達過東南亞、印度及非洲東海一些國家。在回程時，怕船在海上太過飄搖，東南亞砍伐了大量的交趾黃檀和其他紅木木材用于壓船，交趾黃檀即是紅酸枝的一種?！都t木》中國國家標準的第一起草人、中國林業科學院木材工業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家駒在說到紅木家具和鄭和下西洋的關系時說：“鄭和七下西洋，曾到過越南、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和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印度和非洲東海岸，給這些國家帶去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而帶回來的，主要就是紅木，因為紅木分量重，正好做壓艙之用。”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隨著紅木進入中國和海運的開放，從海外大量涌入中國，一些能工巧匠用木質堅硬、細膩、紋理好的紅木——黃花梨和紫檀，競相制造出在堅固程度和美觀實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工藝品及園林設計建筑，從而促進了明及清代前期家具制造業的空前繁榮。而紅酸枝因為量多不顯珍貴、木質又次于黃花梨和紫檀，因此并沒有受到重視。在流入中國后的三百多年時間內，紅酸枝材料及其制成的家具散落在民間，并未被歷史所垂青。

　　清宮王府的傳世家具

　　乾隆晚期，黃花梨和紫檀日漸難求，清朝政府遂派人前往東南亞一帶尋訪、收購木材，他們發現了木性優良、美觀耐用的紅酸枝，于是紅酸枝作為黃花梨和紫檀的替代品從南洋進口中國。

　　據考證，酸枝木家具在清宮中出現是在乾隆二十年以后。在內務府檔案記載中，酸枝木原料被稱為“海梅木”，制成的家具通稱為紅木。從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載來看，早在乾隆二十幾年，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里就有不少關于宮廷紅木家具的記載。

　　乾隆造辦處“油木作”記載：“于五月初三日為寧壽宮壽堂現設自鳴鐘一對，添配紅木香幾，畫得紙樣一張，呈覽奉旨，準樣照做，欽此。”“五月初四日員外郎五德、庫掌大達色、催長金江舒興來說太監常寧傳旨，方壺勝境現供龕下添配紅木供柜五件，墊墩八件，墊起，欽此。”

　　從上述檔案可以看出，在當時紅酸枝只是作為補充性的木材，主要用來制作香幾這種小件家具，而紫檀家具還在宮廷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乾隆四十年以后，酸枝木大量進入清代宮廷，成為乾隆后期宮廷家具制作的重要原料。因為來源充裕、木性優良、外觀美麗，以其制成的宮廷家具種類及數量極為豐富，包括紅木香幾、紅木掛屏、紅木桌屏、紅木桌燈、紅木壁燈、紅木方燈、紅木玻璃燈、紅木插屏等。

　　到了清代后期，酸枝木家具數量猛增，在清代宮廷家具中已經占有著極大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與黃花梨、紫檀一起，并稱為宮廷“三大貢木”。

　　除了在清末的宮廷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民間，酸枝木家具更是深入人心，受大江南北民眾的喜愛和追捧，成為皇親、富商、名仕居室內不可或缺的家居陳設。清末光緒三十三年出版的廣東番禺人黃世仲所寫的著名譴責小說 《廿載繁華夢》中就出現了大量酸枝木家具的描寫。如第二十六回中寫道，酸枝木的大號臺椅與金嵌花的帳勾、杭花縐的棉褥子、美國辦來的上等鶴茸被子等珍貴奢侈的家居產品，成為富戶家居陳設必不可少一部分。道光年間揚州人邗上蒙人所著的關于揚州地方風土人情、城市生活的小說《風月夢》里也用大量的篇幅描寫紅酸枝家具： “??桌椅、腳踏、馬機、茶幾都是海梅的??”“??擺列一張海梅香幾，掛了一幅堂畫??”需要一提的是，在《風月夢》這部書里，提到的紅酸枝家具皆稱為“海梅”家具，這與乾隆后期內務府造辦處將海梅制成的成品家具稱為紅木家具的說法有所差別。